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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税罪緣何設置“初犯免刑責”條款
專家建議逐步完善我國税收法律制度體系
發佈時間:2021-09-28 09:54 星期二
來源:法治日報——法制網

□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趙晨熙

一場淨化娛樂圈的“風暴”仍在繼續。

9月2日,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辦公廳發佈《關於進一步加強文藝節目及其人員管理的通知》,其中明確提出要堅決抵制違法失德人員,嚴肅懲戒片酬違規、“陰陽合同”、偷逃税行為。

明星一直都是高收入的代名詞,有關明星偷税漏税的新聞也不時見諸報端。

“税收的作用就是調節收入分配,高收入者多繳税,中低收入者少繳税甚至不繳税,明星拿着高收入卻在偷逃税將導致嚴重的税負不公平。”中國政法大學財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接受《法治日報》記者採訪時指出,除了要不斷加大對高收入人羣的資金監管,還應逐步完善我國的税收法律制度體系。

註銷工作室不影響對逃税行為追責

提起明星逃税的手段,很多人首先就會想到“陰陽合同”,從此前曝光的一些案例來看,大多也是因為“陰陽合同”被舉報而東窗事發。

施正文介紹,所謂“陰陽合同”,是指合同當事人就同一事項訂立兩份以上內容不相同的合同,一份對內,一份對外,其中“陽合同”並不是雙方真實意思表示,往往約定數額比實際所得要少很多,是以逃避國家税收等為目的;“陰合同”才是雙方真實的意思表示。

業內人士董文斌透露,當前明星簽訂“陰陽合同”主要是為了逃税和躲避“限薪令”的限制,其中門道很多,往往明星或工作室會與製片方簽署多份“陽合同”,這些合同可能涉及多種項目,比如片酬、宣傳費等,為的是把費用拆分,儘量少繳税,至於“陰合同”的內容,則可以通過現金、公司增資、借款等各種名義將資金給到明星個人或明星家人的公司名下。

除了“陰陽合同”外,利用工作室來達到少繳税的目的也是當前一種常見手段。

“工作室只是通俗叫法,實際上,工作室的類型也分為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和公司制企業等。”董文斌介紹説,明星設立的這類工作室大多會以個人獨資企業的形式成立,因為根據相關規定,成立個人獨資企業,只需繳納個人所得税,如果成立公司制企業的話,除個人所得税外,還需要繳納企業所得税。

工作室的註冊地也有講究,要“精選”税收窪地才能更合理地達到避税的手段。

所謂税收窪地是指在特定的行政區域,在其税務管理轄區註冊的企業通過區域性税收優惠、簡化税收徵管辦法和税收地方留成返還等處理方法,實現降低企業税負的目標。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縣級市霍爾果斯就曾是圈內有名的“避税天堂”,霍爾果斯在針對企業税收方面有優惠規定,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間,企業自取得第一筆生產經營收入所屬納税年度起,五年內免徵企業所得税。因此,不少明星的工作室或傳媒公司的註冊地都選擇了霍爾果斯。

施正文一直在關注這一現象,以霍爾果斯為例,他發現雖然在這座城市中註冊了很多企業,但實際上發生實質性經營業務的卻極少。大量企業雖有營業執照,但在當地根本沒有固定資產或僅有極少量固定資產,有的甚至根本沒有員工入駐辦公,只是空殼公司。

“企業利用税收窪地來合理避税是合法的,但前提必須是企業有正常的經營或業務行為,如果僅是為了利用當地的税收優惠政策來成立空殼公司走賬,主觀故意性明顯,則涉嫌逃税。”施正文説。

值得注意的是,在個別明星偷税事件曝光後,一些明星或藝人的工作室被曝出已陸續註銷,據天眼查顯示,截至今年8月底,已經有660多家藝人經紀相關企業註銷。

工作室註銷後是否影響日後對其違法違規行為的追責?對這一擔憂,北京市嶽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嶽屾山表示,如相關人員曾經確實存在主觀刻意逃税的行為,即便註銷了工作室,也將受到嚴懲。

單純依靠定罪處罰難以解決逃税問題

憲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税的義務。依法納税是公民的法定義務,逃税屬於違法行為。

“逃税被發現後並非只是補繳税款和接受罰款而已,情節嚴重的,當事人還要承擔刑事責任。”德衡律師集團副總裁毛洪濤介紹説,税收徵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明確界定了偷税行為,納税人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燬賬簿、記賬憑證,或者在賬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經税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税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税款的,是偷税。對納税人偷税的,由税務機關追繳其不繳或者少繳的税款、滯納金,並處不繳或者少繳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刑法第二百零一條專門設立了逃税罪,納税人採取欺騙、隱瞞手段進行虛假納税申報或者不申報,逃避繳納税款數額較大並且佔應納税額百分之十以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數額巨大並且佔應納税額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但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二百零一條第四款規定,經税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後,補繳應納税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罰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但是,五年內因逃避繳納税款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被税務機關給予二次以上行政處罰的除外。

這意味着,第一次逃税被發現後,如果在規定時間內繳納税款及罰金,可以不追究刑事責任。在此前出現的個別明星逃税案件中,很多民眾對這一條款存在質疑,認為難以有效打擊大額偷逃税的違法行為。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對刑法中的偷税罪作了較大修改,不僅將罪名由‘偷税罪’改為‘逃税罪’,同時規定了對初犯不予追究刑事責任的特別條款。”毛洪濤介紹,此前刑法中規定的偷税罪,確實沒有初犯可以免除刑事責任的規定,但在2002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規定,偷税數額在五萬元以下,納税人或者扣繳義務人在公安機關立案偵查以前已經足額補繳應納税款和滯納金,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刑法修正案(七)中對逃税罪的規定在此方面有所“放寬”,但毛洪濤指出,這一規定還是有其積極意義,能夠避免逃税罪的打擊面過寬、副作用過大。

毛洪濤曾研究過中外的税收實踐及相關立法,發現多數國家並不是一經查出有逃税行為就定罪,而是對逃税行為採取一種區別於其他普通犯罪的特別處理方式,即查得嚴、罰款多、定罪少。在他看來,單純依靠定罪處罰的威懾力並不能有效解決逃税問題,反而容易產生較大的副作用,不利於實現辦案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針對逃税罪,業內還有一個爭論就是逃税罪的入罪門檻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既要達到一定數額,又要達到一定比例。

為加大對逃税行為的懲處力度,有專家指出,應當將必須同時具備的兩個並列條件改為具備其一即可的選擇條件,即只要逃税達到一定數額或者一定比例的,就可以構成犯罪。但毛洪濤指出,考慮到不同納税主體,其規模、應納税額等情況差別較大,不履行納税義務的情況也比較複雜,以數額和比例兩個標準入罪更為恰當。

提高全民納税意識完善税務代理服務

受訪專家一致表示,解決逃税問題,必須進行綜合治理。

“逃税是嚴重的違法行為,雖然刑法中適當放寬了追究刑事責任的條件,但並不意味着對這種行為的縱容,一定時期內累犯將會受到更嚴厲的懲處。”毛洪濤注意到,當前很多高收入羣體將關注點放在瞭如何少繳税上,卻對逃税的法律責任認識不足,通過普法和通報典型案例來提高全民納税意識很有必要。針對股權轉讓、公司增資等越來越隱蔽的逃税手段,也需要税務部門完善相應的針對納税違法異常行為的識別和監管機制。

施正文對此表示認同,他補充指出,税務管理是一門專業化很強的工作,優質的税務管理不僅能夠避免法律風險,也能通過合法合理的手段為當事人在一定範圍內合理避税,比如國家對公益捐贈行為有税收優惠,高收入人羣完全可以通過公益事業的捐贈支出來達到少繳税的目的。

“很多高收入羣體對合理避税和逃税的行為界定混淆不清,這確實也是實踐中的難點,既需要了解税收政策,也要知曉法律劃定的行為紅線。”施正文建議應完善税務代理服務,進一步規範涉税服務市場,鼓勵高收入人羣選擇專業税務代理機構來為其提供納税服務。

當前,針對娛樂圈的一系列治理,施正文認為很有必要,但除了淨化市場、加大外部監管外,也應考慮從税制本身進行改革。

以個人所得税為例,當前個人所得税法規定的個人綜合所得的最高適用税率為45%,從國際經驗來看,各國個税的最高税率普遍集中在30%至35%。

施正文建議,在今後個税法的修改中,可考慮適當降低最高税率,將其降到40%以下,並通過調整其他税種來進行平衡。

責任編輯:劉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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